为什么政府官员都移民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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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又一位高官移民了! 12月30日,据俄新社报道,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伊巴兹·贝克别科夫已经启程前往美国,接受新的任命并开展相关工作。 消息显示,今年54岁的贝克别科夫将担任美国杜克大学(Duke University)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科学教授。 在就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,贝克别科夫曾作为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团长,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。

此前,在11月底的采访中,刚被任命为总理的阿斯哈尔·马明也曾表示,他计划移民加拿大。 马明说:“我有两个孩子,一个高中毕业,另一个正准备考大学。我一直担心他们的未来,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形势,我们害怕他们在这里遭遇不测。我们认为加拿大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,因此我们在考虑迁往那边。” 当被问及是否真的会移居外国时,马明回答说:“是的,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。” 那么,为何众多的哈萨克高官要移民他国呢?

其实啊,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。 首先,从个人层面来讲,这些高官移民跟他国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。 因为自苏联解体后,中亚各国一直以亲俄、反美为主要导向。所以在美国入侵伊拉克、阿富汗后,可以明显看到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掌控力是有所增强的——这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数次访问就能看出来。

俄罗斯还在这一地区大肆买卖军火,如出售S-400给土库曼斯坦,出售坦克和导弹系统给哈萨克斯坦等,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影响力在此迅速扩张。 所以,对于出身于苏联时期的华裔政治家们来说,自然是感到不安的。特别是2014年,普京签署命令,允许俄罗斯公民可携带武器外出,这项命令显然是为华人群体而设定的。 于是,我们看到许多华人政客开始移民他国,像之前的梁振英、任志强、卢新华等,还有最近刚刚移民加拿大的前总理潘基文等等。

当然,除了个人因素外,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 众所周知,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迅猛提升,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。所以,作为一个主权国家,我们有权力也有实力去捍卫国民的合法权益,包括在国外的同胞。

比如近日,就有一位著名的华裔科学家受到威胁,其本人以及子女的安全正面临严重挑战。 据报道,这位物理学家是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成员,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,获得了很大的荣誉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,却差点沦为暴力分子的替罪羊。

就在前不久,他正在家中休息的时候,突然有几名暴徒破门而入,对他进行辱骂和殴打。 更危险的是,这些人还试图纵火,如果大火真的蔓延开来,他很有可能被烧死在屋内。 好在他反应及时,用灭火器扑灭了火焰,才避免了危险的发生。 而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源,就是由于他的华裔身份。 据悉,这名科学家是一名美籍华裔作家吴斐丹。2019年,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份解密的文件,揭露了美国政府在生物战中的不当行为。为此,他遭到了疯狂的报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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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一个客观问题,在中国也不例外。而中国的特殊性,在于经济条件更好、思想更开明的人往往是所谓的“体制内”的官员。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,那么你就无法判断一个官员选择移民是否是不爱国的表现。

就我个人看来,中国的官员移民,原因主要如下:

首先,由于中国有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,并且一些大城市(比如北京和上海)户籍的控制非常严格,一些官员为了给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福利,往往选择移民到更发达国家。中国的这种制度是与很多国家(比如美国)不同的,因此我们不能以其他国家的尺度来约束中国人。在美国,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城市获得了工作,就基本可以立刻拿到当地绿卡,子女可以立刻就地入学,而在中国,你可能要工作几十年(如果不是几辈子)也不一定能落户北京。

第二,中国在很多问题上,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,还存在着一定的不透明性。从历史上看,很多官员在面临政治风险的时候,往往选择出逃。虽然中国在追逃方面做的越来越严格,但是,海外华人数量众多(尤其是港澳台地区),还是能够为这些官员提供避难所。对于其中的一少部分人来说,选择移民是为日后不测做好打算。同时,由于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执法能力还存在不足,这些选择移民的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规避一些风险。虽然存在政治风险的一般是贪官,但是,一个政治体系的不透明性,还是可能使得很多“良官”为了自身安危不得不选择移民。

第三,从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来看,中国的官员实际上承担了双重角色:一是负责国家政治和管理的“官员”;二是具有特殊政策获取和支配权利的“商人”。对于很多官员来说,后者往往比前者带了更多的利益。从历史上看,中国过去20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基建投资。无论是修路还是建楼,这都需要大量动用资源,导致很多部门和地方的“大权”落在了交通和建设部门。这些部门的官员自然就成为了商人们争相贿赂的对象。很多贪官最后都栽在了“受贿”上,这也从侧面显示商人和官员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共谋关系。在存在海外投资和工程的情况下,一些商人和官员往往选择移民来减少海外投资的障碍。

最后,由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地域差异和行业、部门差异,而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调节的。一些行政上相对差的地区(比如中部地区)和部门的官员,出于子女教育和自身发展考虑,往往选择行政资源富集地区(北京和上海)或者是相对更发达的地方(粤浙地区)当“候鸟官员”。从这些地方移居到境外,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。同时,中国的发展中“去国有化”过程中,很多大型国有企业(比如电信、能源、金融和交通部门)掌握着重要的资源,这些部门的官员往往是移民的高发人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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